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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交易之“源”

时间:2019年06月14日 信息来源:中国产权网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谨以此文献给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暨建设中的产权交易资本市场   

 

(二)

作者:王双林  来源:中国产权网

4.“和平赎买”——创造私营工商业产权整体转移的成功先例

上世纪50年代前期,我国对于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成功地使用了和平赎买方式。和平赎买的实质是:国家采取非强力剥夺、非强制没收的方式改变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有偿地将私营工商业资本改变为国有资本,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所谓“赎买”、“有偿”,具体说来就是让私营工商业主在一定年限内从企业经营所得中获取一部分利润;同时让渡企业所有权及经营权。相当于“交易”概念跨越时空,在那个时代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务实表述。和平赎买的步骤:一是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对私营工商业加以利用和限制。二是实行公私合营。1952年下半年最先对私营金融业实行公私合营。资本家交出了经营、财务和人事“三权”,只享有经过清产核资所明确的股权并拿一定份额的股息。三是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按照国家税收、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费、出资方股息红利各占比例,在全行业进行利润分配;统称为“四马分肥”——国家税金分得30%,企业公积金分得10%-30%,职工福利金分得5%-15%,股东红利酬金分得25%。至于原私营工商业主变身为新企业股东后享权取息的时限,开始定为7年,后来延长至10年。

显然,公私合营企业属于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而其经营权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到1956年底,实现公私合营的企业占原有私营企业数的99%。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已基本上不复存在。此时的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国营占68.2%,公私合营占31.7%。

5.“三自一包”——农村集体土地使用经营权与所有权分开的先行探索

人民公社化经济体制实行不久,就暴露出政社不分、产权悬浮、吃大锅饭等一系列弊端,超越了农村现实需求、忽略了农民的意愿、拖累了农业发展。于是,党中央围绕国民经济整体调整和恢复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一度提出放权改革政策,统称为“三自一包”。即,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政策的总体精神是:放还给农民一些与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农业生产经营权,或者叫作农户自主经营权。

自由市场与农民自主经营权的关联在于,“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都归社员所有,都归社员支配。在完成同国家订立的定购合同以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其余的产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自留地是农业经济组织分配给成员的长期使用的小块土地。自留地的所有权依然归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对于自留地行使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免交农业税。经营自留地是一项家庭副业,农户可以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和时间,生产各种农副产品,满足家庭和市场需要,增加收入,活跃农村经济。因此自留地生产与经营是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

自负盈亏,就是农民个人或家庭从事自由市场上的买卖(交易)活动、从事自留地生产经营的盈利与损失,自行承担经济责任。

包产到户,则在更深程度上触及了农村土地经营权和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早在新中国初期,一些地方为了渡过经济难关,默许刚刚翻身解放的农民自主和自发地包产到户。至上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包产到户再度被引为旨在克服农村经济困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激发农民劳动积极性的管理办法;到1962年7月,全国有20%以上的农村实行包产到户。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三自一包”没有得到持续和完全的实行。但是,“三自一包”、特别是“包产到户”所体现的农村生产资料管理权、使用权、收益权的改革调整思路,经过十几年的坎坷与搁置之后,终于在当代改革开放中得以落地并加以完善。   

6.“双包”责任制——让改革首先从农村产权关系上取得突破的伟大创举

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包干到户”:生产队与每户农民约定,先把该缴给国家的、该留给自己的都固定下来,收获以后剩多剩少都是农民自己的。

这个被农民兄弟自称为“大包干”的做法,在其随后向全省、全国的推广过程中,逐步完善为“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提升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实施形式。“双包”责任制较之十几年前部分地方试行的“包产到户”,又加注了产权管理、产权经营、产权委托与承包意义上的创新因素;并且赖以构建了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以农户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为纽带的产权关系共同体。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所有权属于集体,生产经营活动和权益实行统分结合,生产经营收入与利润按劳分配。

“双包”为实施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生产、分配的自主权,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的弊端,调动了广大农民和农村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双包”责任制在党中央的肯定和支持下,得以迅速推广。全国范围实行“双包”责任制的生产队1980年占50%,1982年为86%,1983年达到93%。

实行“双包”责任制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效益,是十分显著的。1978年到1984年,中国农产品产值以不变 价格计算 增长了42%。其中46.89%归功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7.“松绑”——兴起企业产权转让的先决条件

  “松绑”,是上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主战场——城市改革过程中引进的概念,它所对应的实际工作是企业自主经营、政府让利放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之后,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以增强国营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城市改革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1984年3月,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新华社、福建日报等媒体在显著位置,登(转)载了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以《请给我们“松绑”》为题致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公开信。信中呼吁:“给予企业必要的人事权、财权、自主经营权。”这封信,对于产权改革、对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对于国营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经营权,都表达了极大的渴望和需求。“松绑”放权的影响,很快从八闽遍及全国,成为国营企业改革、乃至城市改革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对于这封“松绑”信及其影响 ,曾经在闽连续工作17年之久的习近平同志有着深度的了解和关注。2014年,当55位厂长经理呼吁为企业“松绑”放权30周年前夕,福建30位企业家以《敢于担当 勇于作为》为题联名致信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收到后随即回信。

  总书记回顾:“30年前,福建55位企业负责人大胆发出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吁,很快在全国上下形成共识,成就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段佳话,我对此印象犹深。”  

  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如今你们作为多种所有制、多种类型的企业负责人,就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快企业改革发展提出建言倡议,很有意义。当前,各级政府正在加快转变职能、大力简政放权,目的之一就是让市场更好发力,让企业创新创造源泉更加充分涌流,这是又一次重要的“松绑”放权,也是企业家更好发挥智慧力量的历史新机遇。”

  总书记希望广大企业家:“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不断做大做强,促进联合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企业有所呼,党和政府必有所应。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在服从国家计划和管理的前提下,企业有权选择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有权安排自己的产供销活动,有权拥有和支配自留资金,有权依照规定自行任免、聘用和选举本企业的工作人员,有权自行决定用工办法和工资奖励方式,有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确定本企业产品的价格,等等。”上述“两权分开”、“六个有权”,突破了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和政府对企业实行集中统筹、包揽一切的做法。

由此,可以并且应当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视为确定全国范围的企业产权转让活动起步、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交易市场孕育和诞生的“第一号令”。

据此,完全能够就国有产权转让的起源问题,进行回归本源、聚焦史实、还原客观、精准无偏的认知;完全能够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交易的本源问题,进行放眼全球、通观全局、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解读。

    历史长河奔流中不时有让后来者感到惊异、但又确实属于客观规律所使然的某些巧合。就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打响第一枪的南昌市,于上个世纪80年代领先产生了企业产权转让“第一号令”落地的完整案例。当年,曾任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政府省长,时任江西省南昌市政府市长的程安东同志,率先通过中央媒体,系统推介南昌市探索国营企业产权转让的五条经验一是,产权转让有利于在保持社会安定的条件下, 实现对一批劣势企业的调整,又为搞活现存固定资产的流动资金找到了一种新办法。二是,产权转让启动了南昌市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投资体制的改革。三是, 产权转让开辟了企业家成长之路。四是,产权转让重构了南昌市微观经济组织结构,形成拳头产品的高度集中化,一般产品生产的髙度分散化的格局。五是,产权转让开辟了南昌市筹措建设资金,发展新技术产业,建设现代化新企业的高投资效益的新途径。

过去30多年间,上述五条经验已经被企业改革的实践数度刷新。眼下,更为值得多方回味和追思的,是生动挺立在五条经验背后的“国企改革故事”;也就是当年出发时节,国营企业产权转让的那些活动、事件、机构和案例。

——自1985年起,南昌市政府组织开展企业产权转让工作。始有江西三波电机总厂兼并南昌电器总厂,开创该市国营企业之间相互兼并的先例。由于两厂生产要素得到比较合理的配置,使全员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实现产值、利润和上交利税比上年增长44%和 19%。

    ——江西三波电机总厂兼并南昌电器总厂的案例产生示范和引导效应,企业产权转让活动在面上有效展开,为南昌市国营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注入了动力。在实行了产权结构调整的市属国营企业当中1987 年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5.3%,利润增长24%  

    ——1986年,南昌市政府成立企业产权转让办公室。该办公室作为南昌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设的专门从事国营企业产权转让业务机构,依据市政府颁发的《关于推进产权转让的试行办法》,对企业资产进行统一的分账管理,负责指导和协调企业产权转让活动,承办企业产权拍卖、兼并、租赁和承包等日常业务。藉此考证,该办公室可能是如今中心城市产权交易机构的“摇篮”之一。

——南昌市企业产权转让办公室积极履行职能开拓业务,为该市国营企业产权转让活动规范、健康、持续走向产权交易市场助力和服务,充当了南昌市乃至江西省国营企业产权结构调整的 “育种站”和“试验田”。 1989年,南昌市企业产权转让办公室携手江西三波电机总厂,共同组织了全省范围的“国营企业产权转让研讨会”,研究推进国营企业产权转让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交流经验、探索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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